这时候大同国思想也算是深入士绅之心了，毕竟这是对抗君权的理论基础，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天启想做什么都是对的，士绅必须服从，哪怕他继续抄家分田地。但如果以天下人之天下作为理论基础，那么他就无权随意抄家，士绅们无论支持不支持地方自治，但这句实际上出自六韬的话却必须拿来。
因为这句话是保证他们田产不会被随意夺走的依据。
北方士绅也一样。
甚至这时候就连北方那些大儒如鹿久征，包括赵南星这些都已经开始公然鼓吹这句话，一些御史也开始引用，孙承宗在后面推波助澜，目的就是让天启习惯这句话。
然后形成默认的事实。
他们对付皇帝一向这样，比如士绅的免税，从朱元璋的只免徭役不免田赋，到后来的连田赋也免，再到一品万亩，都是这样一点点改变，甚至什么时候改变的都查不清。皇帝不可能把历时两百多年的政策如何演变都理清，别说这个，就连玉玺的演变都得朱国祯专门研究出来，以奏折告诉天启才理清。
以这种方式文官们可以轻易的通过漫长时间，让皇帝逐渐把对他们有利的改变，当做一直如此甚至天经地义。
包括现在对于天下的定义。
这句话本来就有，只不过重新解读改几个字而已。
先贤之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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