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其后的诺基亚是34款，索尼爱立信19款，摩托罗拉18款。
可在山寨手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新款机型面市的速度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都会有3～5款新手机送达卖场，如果按照3款天的保守数字计算，山寨手机一年的新款可以达到1000种以上。
据说，在联发科的陈列室里，总共有两万多款机型。
另一方面，在价格上，山寨手机不走寻常路，它们一上来就把价格杀到消费者动心的程度。
名牌手机有新款面世时，常常卖高价，动辄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几个月后掉价几千元也是常事。
但外形相似、功能相类的山寨机只卖千把块甚至几百块，没有杀伤力才怪。
但是，山寨文化终究是不健康的。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时，教授的话令人深思：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
‘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词语，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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