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祚明伸手手指道：“第二点便是张献忠和他的一些部下们过分迷信武力。
他们认为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轻易地取得。
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
在大西政权统治的后期，四川人民未能得到起码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条件。
这固然同地主阶级的叛乱有关，但张献忠等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
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政权，只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日益萎缩的基础之上，它的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第三点，大西军领导人的麻痹轻故，也是导致兵败国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们起义的初期，各支起义军由于力量远逊于官军，为
了达到保存自己、相机出击的目地，一直非常注意侦探敌情，避免行动的盲目性和遭受官军的猝然袭击。
这个优良的传统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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