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在一八三零年代中想到了到广州城学子考试的贡院附近散发小册子，无从查证洪秀全遇到的两人是不是马礼逊与梁发？梁发着眼於华东华南一带只有在贡院才能看得到受过相当教育，对乡里有所影响的人聚在一起，估计在这里散发宣教品能更有效果，他的推测是对的，只是他没料想到威力会如此惊人，随之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近六千万人的直接Si亡与不计其数难以计算的毁坏，如同百颗原子弹的破坏威力，但这些不是梁发的本意，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梁发的劝世良言引导了许多当时的中国人进入主的怀抱，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下，成了拥有良善品格的基督徒。
为什麽梁发会从佛教徒的身份转投入主耶稣的怀抱呢？我想有几个原因；其一，佛教在晚清的发展陷入瓶颈，流於形式主义，许多人对佛教的印象就是为Si人念经诵佛，没有灵X可言；其二，佛教僧侣大多没有经过制度化的知识教授与选拔筛汰致使素质良莠不齐，这些僧侣当中有不少砥砺专一的修行人，但也有许多为了生计而投入空门的人历史上朱重八朱元璋这大明开国皇帝就曾为了吃饭做过一阵子的僧侣，为了生计才出家的人缺乏奉献度人的JiNg神，不求佛法的JiNg进混吃混喝而已，难免对佛理一知半解，就算有心想阐扬佛法也不知从何下手；其三，教育低落大众普遍文盲下，大师要对众人讲说JiNg微佛理确有困难，所以僧人多教人持诵念经即可，以致许多人念了一辈子的佛经却不明佛理；其四，佛教僧众在庙里自持修行，甚少有主动离开寺庙进入人群之中阐释理念者；其五，少数佛门弟子败坏清规，予人极坏的印象。
我想起我小时候不识字的祖母每天早上坐在客厅神龛下持念阿弥陀佛的佛号，我问祖母为什麽要念佛号，祖母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是我亲身T会的其中一个例证。有一次我在学校发现了一只Si亡的麻雀，我觉得牠好可怜於是挖了一个洞把牠埋了，还双手合十为麻雀念了许多阿弥陀佛，但我不知道当时的我为什麽要这样做？可能潜移默化也可能因为看电视的缘故吧，总之幼小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麽意义？
相对於此基督宗教的传教士既有牺牲奉献以及不屈不挠的JiNg神，亦有包含神学的渊博知识，他们走出教堂不辞辛劳的深入各地，无论哪里的穷山僻壤都能看到传教士的身影，传教士以己身之模范作人之表率，又容易亲近，於是信徒日增亦在自然而然的情理之中了。
我想起了一生困顿的大画家文森·威廉·梵谷也曾做过牧师，他在贫穷的矿区宣教时看到矿工悲惨的生活，心生侧隐的他忍不住将自己的钱财与食物都施舍给他们，还为了T会他们工作的状态跟着下到黑漆漆又浊Hui难闻的矿井里，之後的日子里矿工吃什麽他就吃什麽，睡在什麽样的房子他就睡在类似的房子里，有时跟矿工一样好几天不洗澡，然而他的所做所为在教会里有影响力的人仕看来非常不恰当，他们认为梵谷有损教会的颜面，而且教会人仕要的是听话的牧师，听话的牧师应当穿着T面举止得T并且口若悬河，为了宣扬耶稣基督教诲而孜孜不倦，不像梵谷一样整天脏兮兮的愁眉不展，於是梵谷离开了教会。
回归正题。洪秀全如果没遇到这两个为他算命的人，也没拿到劝世良言这一本宣教手册，洪秀全还是洪仁坤，符合预期的以教书为业过着一生既吃不饱又饿不Si却平稳可以预期的生活吧，了此终身默默无闻地被埋没在时代洪流里，这样的人生对b他作为天王来说不知是幸或不幸。
换个角度观之，对当时代的其他人来说，洪的崛起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我又忍不住说说题外话，咱们谈谈科举；中国科举制度在隋唐创建之初是当时世界上最公正而先进的文官考选制度，一直到明朝朱重八限制范围与八GU范式後，科举变得僵化，成了另类的智力测验，选出来的人才多拘泥於辞藻章句之辈，一旦遇到清末重臣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些整天浸泡在四书五经中和陈谷子烂仓里咬文嚼字的士人顿时张口结舌又左支右绌，人人都像无头苍蝇般不知所措。
我观察到一点，中国文化里有很大的b重讲求的是不变，有一种不断法古的味道，然而这与现实背道而驰，战国时代的韩非先生曾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应该用预期会变的措施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变化，因为这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
既然写到韩非先生，我就不得不抱怨一下，原本的韩子是韩非，後来韩愈变成了韩子，韩非成了韩非子，为什麽呢？我认为的答案是那些卫道人士以儒教为主且有影响力的那一批人刻意贬抑韩非，他们只推崇符合政治主流与儒家论调的人与思想，对非我族类的人与其思想则或明或暗的讨伐；再说，相对於韩愈而言，韩非的影响力超越时间与空间甚至远播海外，他的学说成为探讨组织秩序的管理学，至今仍不断被提及，称之为中国的马基维利；最後「子」作为学术遵称，子不子的是谁决定？无非是儒党决定的，难道中国文化上下三千年，有学问能够被称「子」的人就那些？我希望中华文化要想脱胎换骨先从把「子」这顶华而不实的帽子摘掉开始吧～
别说我叛逆，我其实更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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